杨立华:哲学与时代问题的解决:以北宋道学为核心

作者:未知 更新时间:2018-02-09 13:50:00 来源:宣讲家 【字号: 】 浏览

“轴心期”出现的伟大哲学家,那么轻松地就达到了那样的高度,其实有三个条件:一是文明充分展开。社会人生的大的方面已经都完整具备了,我们今天具备的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其实在“轴心期”时代都已经完备了,文化积淀足够丰富了。二是时代问题空前尖锐。哲学的突破一定跟时代问题的尖锐有关。一个以思考为业、以哲学为业的人,生活在一个充满张力、充满思想问题的时代,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能有所作为;不幸的是他生活在一个充满张力的时代,每一刻都要用思考来安顿自己的人生,通过一种道理的探索,不仅要安顿自己的人生,还要试图去安顿别人的人生,这是一个哲学家在时代问题空前尖锐的时代里面做的努力。三是生活世界足够简单。是生活世界越复杂就越容易看到生活的本质,还是生活世界越简单就越容易看到生活的本质?当然是后者。生活在复杂世界的片段里,每一个环节都会消耗你大量的精力。对此,魏晋时期伟大的哲学家王弼就有解释。我觉得中国哲学史上有些人的名字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知道的,像王弼这种天才就是跨时代的。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非常了不起,王弼在解释老子的那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时说得最多的就是,越多越远离根本,即越多越靠近枝叶,越少越贴近根本。所以,在“轴心期”时代,生活世界的足够简单使得人们更容易以整体的态度看待世界和人生的问题。

哲学既不发展又在发展。说哲学不发展,是因为根本的哲学洞见上所达到的高度是哲学不断地回归的那个高度;说哲学发展,是因为哲学一直在发展的是哲学的体系化程度、哲学论辩的复杂程度和哲学阐述的严谨程度。洞见始终是那个洞见,是能回到那个高度的洞见,但在论证表述和体系化的程度上则一直在发展,这就是哲学的发展。为什么越接近我们的时代的哲学就越难读,原因就是它的体系化程度和论证的严谨程度在发展,体系化程度和论证严谨程度的发展就意味着说服力的发展。为什么说服力在发展?因为要说服的对象越来越麻烦。为什么要说服的对象越来越麻烦?因为时代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人类文明史中,基本上越早期的人越朴素,即使有时代的精神问题,这些问题也不严重,而越到后面,时代问题就越严重。随着时代问题、思想问题、价值危机程度的深化,哲学的体系化程度、论证的严谨程度一直在不断发展,因为不达到足够的体系化程度,不达到足够的论证的严谨程度,就不能提供足够的说服力,从而让哲学真正做到为时代的价值确定基础。

我特别强调哲学的重要性。哲学是每个时代最庄严的守护,它守护在价值的根基处。当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被动摇的时候,它要起来扞卫,当这个时代的价值根基被拔除的时候,它要重新为时代确立基础。张载有四句话,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为时代确立价值基础,这是最根本的。每一次大的哲学突破一定是源于时代的价值危机的深化程度,价值危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哲学就必须取得一种突破,而当这种突破足以解决时代的价值问题时,这个时代的哲学任务就得以完成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实际上可以用时代价值危机的深化过程加以概括和总结。

三、中国哲学史大阶段的发展以及与时代问题的关系

中国哲学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末年,也就是老子、孔子的时代。第二个阶段是战国时期。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虽然年代相差不远,但是思想风格和思想主题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三个阶段是魏晋时期。第四阶段是宋明理学的发展时期,特别是两宋哲学的发展尤为重要。这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就是时代问题不断深化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末年。孔子面对的时代问题是礼坏乐崩和价值基础的动摇。这个时代有没有价值基础?有,只不过人们的价值确信已经不那么坚定了。我最近一直强调一个词叫“价值确信”,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麻烦也是因为缺少这个词,我们缺少价值确信。我常常感慨,我们这个时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时代的人在价值确信上非常茫然。孔子那个时代,虽然价值基础被动摇了,但是共同的价值基础还在。

我强烈推荐大家去读《论语》。《论语》这本书是要用一辈子去读的,《论语》是中国古代经典中内容最丰富的书,为什么?因为里面不管多重要的话都不重复,孔子只说一遍。“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过犹不及”“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等重要论述在《论语》中就出现一次,没有重复的。读《论语》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孔子基本上不论证,每说完一句话就放在那儿。孔子跟身边人的关系是指导者和被指导者的关系,孔子说完之后他的弟子马上就去做。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勇于实践,听到老师说一个道理,还没有来得及去做的时候,生怕他的老师又说一个新的道理。孔子一生就没遇到任何意义上真正严峻的思想挑战,他遇到的也就是伶牙俐齿的弟子偶尔质疑一下,所以孔子从不证明自己,因此《论语》中孔子是那么的饱满。尼采说,论证真是一种颓废的意志。我一直看不懂,看完《论语》就能明白了,一个人只要需要证明自己,就不饱满了,真正自信的人无须证明自己。孔子就是真正自信的人,他无须证明自己的原因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有统一的价值共识,有统一的价值基础,孔子不用把问题说到根本上,孔子把问题说到某一个比较深的程度上,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第二个阶段是战国时期。孟子一生都在战斗,绝对是一个标准的战士。孟子的一个弟子叫公都子,有一天他问老师,外人都说您好辩,您怎么这么好辩呀?孟子很无奈,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意思是我哪里是好辩,我是不得不辩。因为这已经是百家争鸣的时代。百家争鸣是价值基础的缺失,从动摇到缺失,虽然只是一步之差,但差别非常大。不再有统一的价值基础,每个人认为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已经不一样了,人们认为美好生活的标准也不一样了,你认为美好的恰恰是我认为丑恶的,你认为对的恰恰是我认为错的。《庄子》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故有儒墨之是非”,所以孟子讲,“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意思是今天天下的思想言论不是属于杨朱思想的变迁,就是墨翟思想的变迁。

杨朱、墨翟的思想是什么?杨氏为我,墨氏兼爱。什么叫“为我”?极端的个人主义。杨朱认为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的人生道路才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墨翟说我们兼爱,要爱所有的人。墨家不仅讲要爱所有人,还得同等程度地爱所有人。墨子说我这样的生活才是对的,杨朱说我这样的生活才是对的。

而孟子说,你们俩都不对,我们要爱,但是爱要有差别,我们不能同等程度地爱。这三家没有统一的价值基础,没有共同认可的是非标准,没有共同认可的美好生活,这个时代问题比较严重。读《孟子》时会发现,孟子要不断地辩论、不断地说服,所以孟子思想的逻辑严谨程度和言说的说服力量比《论语》大得多,但《孟子》的整体格局比《论语》的格局要小,因为如果他不能提供足够的说服力和足够的论证,他的道理就立不住。虽然没有统一的价值标准,但价值本身在这个时代没有受到质疑。什么叫价值本身没有受到质疑?因为在孟子时代所有人都认可一件事,就是怎么活是有区别的。其实这个时代的价值危机还没有那么严重,下一个时代的到来,也就是魏晋时代的价值危机就不是战国时期的这种价值危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