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哲学与时代问题的解决:以北宋道学为核心

作者:未知 更新时间:2018-02-09 13:50:00 来源:宣讲家 【字号: 】 浏览

第三个阶段是魏晋时期。魏晋时代价值危机的问题更加严重、更加深化,它的价值危机可以总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活真的有区别吗?这个问题也萦绕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它几乎是一个现代的问题,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价值危机已经有共通之处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会称之为“深刻的虚无主义”?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时代?魏晋时期突然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时间感和死亡观,这种时间感和死亡观非常接近于今天的时间感和死亡观,人们突然发现,死成为消除一切差别的最根本的要素。人人都要面对“死”,但是“死”在不同时代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魏晋时代的“死亡”意味着取消一切差别的最根本的力量,人活着的时候不管有多大差别,在“死”这件事上都一样。《列子·杨朱篇》中有一篇体现了这个时代思想的最基本内容,“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这句话的意思是,活着的时候是尧舜,死了是一堆烂骨头;活着的时候是桀纣,死了也是一堆烂骨头。烂骨头都一样,怎么活有什么差别吗?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思维的一个大飞跃,为什么有这个大飞跃?就是时代价值危机的深化达到了一定程度,哲学上不达到足够深的程度,根本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仅仅是哲学洞见的深度,也是哲学论辩的有力程度,必须要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回头去看,在传统时代,价值危机一定是哪个阶层的价值危机,不是普遍的价值危机。老百姓没有这个价值危机,他们想的是我下一顿饭在哪儿,而没有空闲去思考价值问题;真正有了空闲才会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它是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危机。只要有几个哲学家出来,基本上这个价值危机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个时代出现了王弼、郭象这样的伟大哲学家,使魏晋时代的危机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

第四个阶段是宋明理学时期。这个时期的价值危机更加严重。宋明理学实际上根源于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既然叫儒学复兴,那么儒学在复兴时代之前就已经极度衰弱了,也就是说,隋唐恰恰是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极度衰落的时代。那个时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不是归于佛教就是归于道教。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最早是在民间底层,作为一般的民间宗教之一,没有对士大夫的精神境界产生影响。佛教真正在士大夫精神世界里发生深刻影响是在东晋时代。由于它开始深入到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理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到了唐代,佛教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高峰。中土佛教的主要宗派其实在唐代都已经确立,华严、天台、禅宗、唯识在那个时代已经确立了。同时道教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道教的实践非常荒谬,“我命由我不由天”,意思是我能活多久由我决定,只要技术达到,我就能永生。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各种矿物质放在一起加热,一般都会产生一种有毒有害的物质,最常见的是铅、汞,一般里面都有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吃完都要中毒,服了金丹以后大部分人死的时候都痛苦不堪,有些人浑身的孔窍都流脓水,就在这种情况下,道士还在安慰他说,没关系的,这是在排毒。唐代的皇帝因为服食金丹而死的就有六七个,达官贵人们也都吃金丹。道教的问题是什么?大家要注意,中国哲学家普遍认为世界是无始无终的,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普遍认可的,是中国哲学非常了不起的洞见。既然世界是无始无终的,时间是无限的。一旦你知道时间是无限的,就意味着你活多久都等于零,只有追求永生,你的人生才有意义,而且你人生中唯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追求永生,这是道教的问题。

虚无主义时代来得凶猛。隋唐两代国力鼎盛,文化也非常兴盛,我们知道那是一个诗歌繁盛的时代,但在道德和思想层面,唐代的士大夫普遍都人格分裂。比如诗仙李白,他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看了崇拜得不得了;等我长大了看他的文集,他写给达官贵人们的信很多是要官做的。李白宣布自己隐居,他隐居的目的就是让别人更好地发现他,结果没有人理他,他就又出来了,换个地方再隐居。很多人“隐”就是为了让别人更好地发现自己,孔子从不隐,孟子从不隐,庄子也刻意不隐,庄子就是不出山、不去做官,过自己快乐的日子。再看白居易,同情底层百姓的生活,写的《卖炭翁》真实动人,让人很难相信写《卖炭翁》的人同时能写“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种精神分裂连韩愈都不可避免,他敢激论天下事也可算奋不顾身。唐宪宗时期迎佛骨舍利,铺张浪费,整个社会陷入宗教迷乱当中,韩文公写《谏迎佛骨表》,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伟大,但是他也写过《潮州刺史谢上表》,真无法相信是一个人写的。唐代士大夫中盛行虚无主义价值观。

佛教的逻辑最简单,从根本上讲是要追求解脱。佛教最根本的问题是认为人生是彻头彻尾的烦恼,要想解脱就是要从烦恼当中解脱出来,要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就必须知道苦的根源、烦恼的来源。他们认为苦来源于执着,不执着就没有苦,要消除苦就要消除执着。要想消除执着,就要注意执着的结构,要知道谁在执着?答案是我,我在执着,要先破执着的主体;在执着什么?名和利等都是执着的对象,佛教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苦,就必须破掉对我的执着和对对象的执着。佛教的态度说,我本来就是假的,那就没人在执着,这叫“破我执”;对象是假的,虚假不真,认为山河大地都是虚幻的东西,既然对象是假的,那还执着什么?把执着的主体、执着的客体两个方面破掉,从根本上解决执着的问题。执着消除了,苦就消除了。这个逻辑很简单,但是这里面关键在于“无我”,其实就挺难做到的。

中国固有的哲学里面没有这些。有人说庄子讲“无我”,庄子怎么可能讲无我?庄子说“至人无己”,那个“无”是“忘”的意思,一个人可以做到“忘”我,但是不可以做到无我。庄子的态度讲得太深刻了,这个“我”不是想有就有,想没有就没有的。当然佛教的态度是“我”努力能达到“无我”,“我”是虚假的,如果说眼前所有实实在在的东西都是假的,那要经过一个论证。总之一句话,一切的本质、一切的对象都来源于我们人的无明,由于有这个无明,所以生出种种幻象来,其实这个幻象本质上都是空的。

简单地说,佛教和道教的虚无主义可以概括为:“世界真的存在吗?我们真的活着吗?你确定你活着吗?我怎么证明自己不在梦中?”想过这样的问题吗?你说你昨晚醒了,但你能保证你不是梦中梦吗?庄子明确地讲“梦之中又占其梦焉”,有很多人在梦里醒了一下,以为自己醒了,然后还去占卜自己梦里的那个梦的吉凶,再醒来以后发现醒了,但问题是你真觉得自己醒了吗?《庄子》中讲“丘也与女,皆梦也”,孔丘跟你都在梦中,接着又说,“予谓女梦,亦梦也”,你怎么证明自己不在梦中?我认为这个问题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解决者是庄子,庄子的哲学在这个地方真是令人佩服,他说,我为什么要证明自己不在梦中?但是不管怎么说,无论你在哪里,你没办法证明自己不在梦中,没办法证明世界是存在的,也没办法证明我们的人生不是虚幻的。按照佛教的说法,这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唐宋时代的虚无主义所达到的深度,以及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达到了非常深的地步,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道德生活真的无法建立起来了。如果到了“人怎么活有区别吗”这样的问题时,价值危机到了这种深度时,道德生活就不太容易建立起来了,何况当把整个人生都变成虚幻的时候,道德生活还怎么建立起来?美好还是丑恶、崇高还是卑鄙、善还是恶有意义吗?既然这个世界终归要消失,你做的这一切有意义吗?

面对这样的价值危机,到唐代中叶,开始了儒学复兴运动,而儒学复兴运动的开创者就是中唐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韩愈。韩愈在当时贡献很大。一般来讲,“治宋学者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研究宋学、宋代思想和文化的人一定要从中唐的韩愈开始,因为整个思想的根源从那里开始。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开创者,古文运动从属于儒学复兴运动,古文运动就是为儒学复兴运动找到了恰当的思想表达风格,找到了恰当的文风和文体。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虽然对整个中国思想史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但从理论建设这个角度看,韩愈的理论建设是远远不够充分的。我们看《原道》,韩愈对佛教、道教的批判,主要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理由,而不是真正的哲学上的理由。他的理由非常清楚,如劳动力锐减,大量人口出家,不承担社会责任,把社会责任完全归给社会,这样是不行的。解决佛教、道教的问题,韩愈寄希望于政治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暴力的手段、强制的手段。他解决佛教、道教的方案非常简单,九个字:“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从这九个字就能知道什么是古文运动,没有一句废话。“人其人”,让和尚们还俗;“火其书”,把他们的书都烧掉;“庐其居”,是把寺庙都变成住宅,让老百姓生活居住。但是思想跟文化的问题还得说道理,因此如何在道理上真正地破除佛教、道教的影响,是唐宋儒学复兴运动,特别是到北宋时期的时代主题。